陶勇复诊一时成了新闻，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做了报道。陶勇是谁？一位被患者伤害的眼科医生；为什么是他？说来话长。
事发至今已经过去4个月，虽然已经出院了，但陶勇的左手虽还没有知觉，不过他的生活已慢慢步入正轨。见到他时，他的眼中已恢复往日的光芒。谈话间，时不时会用右手轻轻按压左手手指。
我们通过网络沟通已经两三个月了，电话中他的声音是腼腆的、温柔的，现实中亦是如此。可能是偏见，或者叫“幸存者偏差”：我认识的好几位学霸级的青年事业有成者，说话往往都是慢悠悠的，在他们眼中似乎没有“迫切”这个词，并且表现得还很迟钝，也不爱争辩，让人分不清是他们谦虚还是不通俗务，总有一份书生的呆气。这次在现实中见面，我很想夸夸他的腼腆与周到——他选了对双方都合适抵达的位置——不知怎的却想起来他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的情景：漂亮的主持人夸他脾气好时，他立即提高嗓门强调：“我的脾气不好，可不好了，医生哪有好脾气的？”
与他众多大学同学和同事一样，我也实在想不出患者追砍这样一位优秀医生的理由。
陶勇正计划逐步恢复工作，5月中旬开始每周出半天门诊。他曾在伤后天的文章里写道：“一百天，既然世界可以无纪律、无原则地用榴莲吻我，那就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它做成披萨了。”
一个眼科医生的低谷
年1月20日，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在出门诊时，遭遇了恶性伤医事件。犯罪嫌疑人崔某是陶勇接诊的无数眼科疑难杂症患者之一，天生双眼高度近视，之前其他医生曾给他做过三次手术，但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视网膜脱落。崔某转投陶勇医生，那时正赶上陶勇医生腰伤复发，他忍痛为崔某做完两个小时的手术。经手术后，崔某的视力本已部分恢复，未承想他却对医生动了杀机，医院。
“伤后的这段时间是我人生最为黑暗的低谷。”陶勇左手的正中神经和尺神经断裂，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左手关节僵硬程度虽有所改善，如果拿右手去掰左手，是可以掰开的，但目前仍无任何知觉，重返手术台情况并不乐观。
然而，陶勇并没有因为此次劫难而一蹶不振。在之前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陶勇表现了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比如“不带着仇恨生活”“放下过去成全未来”等，但我们好奇的是，他为什么能这么快就走出阴影，调整好心态。
这题陶勇会答。“我是一个心很大的人，这次的事件并没有让我陷入到仇恨之中。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也都是这样的人，遇事不往心里去。并且我的父亲是检察官，经常与社会上穷凶极恶的人打交道，所以从小我就对社会的黑暗面有所了解。
”另一方面，医院工作多年，见过许多人间的苦难与悲痛，心里也会慢慢形成一个参照线。我们医生对生死的参照线和常人是不一样的。”
在聊天中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问：“我想请教个问题；近来我接受的采访比较多，有的记者问我’要是早知道这个病人会伤害到我，当初我还要不要给他做手术？‘这个问题时，我该怎么回答呢？”
看来，学霸、年轻的博士生导师陶勇医生遇到超纲题了。
自从受到患者伤害后，报道陶勇的文章很多了，有不少媒体问过类似的问题，陶勇很认真地回道：“如果有一天能再见到他（伤医者），我想让他看看我背上腰椎手术留下的伤口，我想告诉他，当时我们给他做手术，包括给他省钱，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我想让他知道，其实这个社会没有他想的那么黑暗。”
在接受一次视频采访中他面对镜头回答：“（早知道会伤害我）我肯定不会给他做这个手术。”
这个问题，别人问也问过了，他答也答过了，可现在为什么忽然想重新探究它了呢？是因为之前的回答让他内心有所不安吗？毕竟，有着现实的创伤应激症状和长期训练形成的“医者仁心”的职业道德，会让他陷入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两难困境之中。如果明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严重伤害，还去帮这个病人，想必是让人心不甘的；但如果不帮助这个人，他的善良和长期形成的职业道德，似乎也会让他不安。
这个问题对于我这个采访者来说也是超纲的。只能和他一起温习古人的话：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他似乎不满意这个答案，我们探讨了好大一会，他才勉强认可这个答案：你假设的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
“天才医生”的成长
陶勇成长于江西南城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检察官，母亲是新华书店的职工。他的太爷爷是跟着红*的赤脚医生，姑父、姑姑是当地的医生和护士，家里有医学传统，选择从医之路毫不令人意外。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从此踏上医学的修行之路。此后人生一路开挂，成为同龄人中“别人家的孩子”：28岁，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毕业，师从眼科权威黎晓新教授。32岁，他的葡萄膜炎专科门诊开诊，同年，当上了硕士生导师。35岁，被破格提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36岁，成为首都医科大学的教授。37岁担任医院眼科副主任，成为博士生导师。
20余年的医学生涯，科研、临床、科普，三者兼顾。他专攻眼科领域的穷病——葡萄膜炎，并一直致力于眼内液检测的研究和推广，通过对眼球内眼内液中病原微生物的核酸、抗体和细胞因子进行检测，锁定病因，技术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也向他核实过：在这个领域，是不是我们的技术就领先于世界了，一致日本、欧洲等国家地区都来学习？他说不是这样的，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非常先进。我们的病例多，日本常会与我们合作验证科技成果的准确率等。
陶勇可谓是医疗界的劳模：他曾多次每天接诊上百个病人，创造过一天做86台手术的个人纪录，并且长期为很多医生避开的艾滋病、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他曾获科普大赛一等奖，被聘为北京市科普专家，致力于通过新媒体手段向年轻人普及眼科知识。甚至在康复期间，他还积极联合同行开展线上讲座。
陶勇被业内誉为“天才医生”，但他自己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勤奋要占90%，而天分只占10%。他的理由是医学门槛并不高，并不需要多强的大脑运算能力，更多在于勤奋和热爱，持之以恒地积累、练习。
这些见解，我们愿意相信他表达时的真诚和谦虚，但并不认可勤奋与天分在这个事业高度中所占的比例。毕竟，以学校在全省招生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院）、30多岁时发表98篇SCI论文、主持国际科研基金4项、包括科技部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科研基金2项，获国家专利3项……研究和医疗具有较强开创性这些成果来看，勤奋和天分的占比还真不能简单地分为九成与一成。很多人一辈子也做不到这样的成就。这也是他被伤害后，大家愤怒的原因之一，有篇文章的标题直接表达了出来：医院伤医事件：成为陶勇有多难？
每一次治疗都是理想与现实的抉择
陶勇曾三次参加国家卫计委主办的中华“健康快车”行动，为贫困患者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逾两千例。“健康快车”是专门从事慈医院，每年到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为贫困患者在火车上免费做白内障复明手术。
至今，他仍对江西乐安站的一位老人印象深刻。老人被唤为王阿婆。王阿婆的驼背特别严重，接近90度，她的肚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已时日无多了。当时王阿婆眼部情况复杂，患有黑核白内障，且眼睛非常小，医院做手术也难度极高。她的丈夫和儿子早年间已相继去世。而她唯一的心愿就是用嫁妆亲手做一身寿衣。因为按照当地风俗，只有穿着亲手缝的寿衣，才能够与家人在另一边相遇。
听完王阿婆的故事，陶勇犹豫了。
从现实角度来讲，王阿婆的手术难度极大，火车上条件有限，手术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医院救治，花费高昂，而且还可能会涉及赔偿等一系列问题。陶勇有充分的理由拒绝。
从理想角度来讲，王阿婆是一位生活贫困的孤寡老人，已失明多年，时日无多，这是她唯一的一次机会。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手术中不幸出现意外，王阿婆也不太可能会走上“医闹”的路子。
“不只是王阿婆，其实每一位医生在任何一个病人身上，都会充分考虑理想主义与现实压力的冲突。医生要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再去帮助别人。”
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也不给王阿婆留下遗憾，陶勇决定冒险一试。
王阿婆驼背严重，为此，陶勇在她的上半身下垫了接近一米的垫子，只有这样，阿婆才能在手术过程中躺平。手术时间接近半个小时。第二天，纱布揭下，手术成功了！王阿婆恢复了部分视力，见到了许久未曾见过的光明。
一个星期后，江西乐安站所有手术结束，陶勇和同行医生即将启程回京时得知了一个消息——王阿婆去世了。阿婆虽然只见到了7天的光明，但她却非常高兴。她为自己亲手做了一件寿衣，并将自己出嫁时母亲送的木梳和丈夫、儿子的黑白照片牢牢缝在了衣服口袋里。
“我们不因贫富贵贱去拒绝一个患者，也不因身份特殊去歧视一个患者，更不因病情复杂去放弃一个患者，每一颗渴望光明的心不分彼此。”
网上流传的一篇小小说《七天光明》（又名《她想给自己做件寿衣》），就是陶勇根据这次经历写的：
她想给自己做件寿衣
七年前的秋天，江西乐安一片金*，满山的秋叶与丰收的稻田，相映成画。
无名山下的铁路，停靠着画满七色彩虹的四节列车，我在列车上生活了三个月。
每天会有一辆班车，载来四十位深山某处村庄的老人，他们都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和盲人无异。
在列车上经过详细检查之后，一部分老人会被送回，原因是病情太过严重，凭列车上的设备无法完成手术。
这些老人离开时嘟嘟哝哝，从方言里能听出无奈。
一个大雨的下午，迟到的班车上只下来十来个人，走到最后的是一个驼背老太太，腰深弓,两只手都由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孩扶着，步子迈得板小，即使这样每一步也仍抑制不住地前冲。吸引我目光的，应该还是在于她太瘦了，几乎可以说没有肉。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病人带来？”
我第一时间内就质疑班车司机。村官亲戚?但我又立即否定了自已，这样差的营养条件不可能的。
“我已经推了她两个月啦，你们还有最后一个月就要离开，我实在也没办法，只能带她来试一试。”司机不好意思地解释，“她两个儿子死了，老伴也走得早，家里没人种地，老太太挺坚强的，一个人，这些年坚持靠给大家做衣服维持生活。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做不了衣服了，医院，之前来的几拨扶贫手术专家也都不给她治。”
我看了一眼老人，倒抽一口凉气，深眼窝、小睑裂，再一检查，大黑核的白内障，这医院里也是难事啊。
“列车上不能出医疗事故的，她这个手术在列车上完成不了。”理由冠冕堂皇。
“她肚里长瘤子了，也就还有几个月能活了。”
我有些动摇。
“那更不行了，万一手术台下不来怎么办？”我赶紧回答道。
让我惊讶的是，这个老人非常平静，她只说了一句方言，小男孩翻译后告诉我：“她想给自己做件寿衣。”
老人的衣着整洁干净，看得出来，出门前头发也经过了梳洗。
犹豫了许久之后，我妥协了。
手术台上，她非常镇静，纹丝不动。
三个月过得很快。要离开的最后一周，满山的树叶都落光了，农田里枯秆*草错乱歪斜。司机告诉我，那位老人走了，做寿衣的布料是出嫁时她父母送的嫁妆。
回京的列车上，我一直在想，这些年，她是有多想家，多想体面地回家。
七年后，我习惯了治疗被其他医生拒绝的眼病患者。
而这次追砍陶勇的患者崔某，当初也是因为病况严重，疗效不佳后转投陶勇的，在腰伤在身、背负六根钢钉的情况下，陶勇同样没有拒绝崔某，并以精湛的医术使崔某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光明。
但此后，陶勇很难再做这种高难度手术了：“我的手估计很难完全恢复全部功能了，毕竟断了两根神经。”
治病也要治心
伤后的陶勇，虽暂时停下了工作，但他却将呼吁保护医护人员安全当做自己的责任。在他的呼吁下，医院安检设施目前已经落地。而陶勇作为医患矛盾暴发的亲历者，对于医患关系的问题也有着更深刻的思考。
“我看过太多悲惨的命运，更能承受打击。”在行医路上，医生陶勇见过太多生离死别、颠沛流离和贫困潦倒。他为交不起医药费的患者垫付费用，通过提高效率和改进技术为患者尽可能地节省费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名患者保持联系……
见证黑暗与光明，生离与死别，是他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患者付出很多，患者也给予他最多感动。他念念不忘的是受伤害那天为他奋力挡刀的患者家属、医生护士同事。他受到伤害后，同学群简直炸了，这么优秀的医生都得不到保障，以后谁还敢行医？事发后，背向门口的桌子几乎都没有人坐诊了。怕他想不开，院领导请拉着陶勇的手，在湖边走了好几圈。“其实我心里很平静，我不会让自己陷入不好的过往当中。”
在陶勇看来，医学领域其实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高超的医疗技术、低廉的费用和良好的服务体验。这三者目前不可能同时存在。医院，有技术、费用低，但患者的服务体验有所欠缺。近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人口老龄化加快，对医疗投入长期存在缺口，社区、乡镇医疗缺乏投入。医院的医生每天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患者。医生精力有限，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带来不必要的误会。“医院挣钱，医院行善，应该是一条较好的路子。”
陶勇觉得科技发展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患之间的沟通。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慢慢变大，难以建立信任。另一方面，我们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病人很容易能看到很多专家，网络媒体也会给他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病人很容易不遵医嘱，“自行诊断“。医学的前提本质上是信任，沟通成本增加，信任难以建立，医患关系也更易产生问题。
同时，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针对的是疾病本身，而不是病人。为了治愈某种疾病，病人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病虽然能被治好，但病人却又陷入了另一个漩涡之中。所以，治病更要治人心，增加医患间有效沟通，